“他是本乡人，又有经验，调解功夫到位，几乎一出纠纷，就要找他来出面处理。”屠青说，在父亲的单位，除了他这个所长，其他几名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所以工作起来，屠桂富经常是一竿子插到底。

    屠青说，父亲有法律知识，有经验，所以才得到人们的信赖。可就是这样，农村人的特有脾气，使得大小事情还是缠得人转不过身，“我听15日在现场的人说，当时在和工人代表谈判时，为了控制场面，父亲扯开嗓子喊了几声，这一用力，就突然不行了！”

    妻子为他吃尽了苦头

    韩红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她和屠桂富都是农村出来的，都能吃苦，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起初工作，他的工资才多少，我们家一儿一女，都要上学，负担很重。我找了家铸管厂上班，为了照顾家里，就挑最重的喷漆活干，这样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控制时间。”

    韩红英说，那时候，她每天早晨一大早就扛着农具出门，先到地里干一阵子活，看人家都上班了，就跟着到班上去。一下班，她又直接到地里去，“农具就直接扔在地里，这样就省得再绕回家拿。”

    在家里，韩红英完全主内，对于丈夫的工作从不参与，也从不让他做家务，“这么多年了，他可以说没有洗过一次碗，没有烧过一次饭。”韩红英说，老屠工作忙，家里的事不能让他操心。

    她还提起老屠考公务员的事。那时候屠桂富40多岁了，已经到了报考公务员的年龄上限。“那段时间，老屠闭门读书三个月，正好又是农村大忙，我一个人忙里忙外，全部包下来了！”后来屠桂富没有当面跟妻子表白，却老是跟同学提起：“不是韩红英，我这个公务员的末班车是赶不上了。”韩红英对此也很自豪。

    调解到深夜直到嗓子哑

    家庭纠纷，劳资纠纷，邻里矛盾，只要是有人找政府解决的，屠桂富几乎都要出面。去年11月，一家陶瓷厂老板悄悄将设备、产品转移走，然后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上百号员工工资没着落，还有几百万元债务没解决。一时间，员工、材料供应商、施工队、厂房出租方云集厂内，大家情绪激动，随时可能爆发群体事件。屠青说，父亲整整一天都扑在这家工厂，给一拨又一拨的人做工作，代表街道表态：“相信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减少大家的损失，相信政府一定能妥善处理此事。”他还与供电、供水、出租方等部门协商，清偿剩下的资产，用以交费、还债……

    吃晚饭时，韩红英与女儿左等他不回来，右等他不回来，打电话没人接，两人忐忑不安起来，“怎么回事呀，八成又遇到突发事情了。”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回，她们知道老屠不接电话肯定又在处理矛盾。

    女儿不放心，可一直等到夜里12点，还没见老爸的身影，实在困得不行了，上床睡下。第二天凌晨2点过了，女儿听到开门声，老屠这才回家。早上，女儿上班前，和老屠打招呼，看到老屠向她直摆手，又指了指嗓子。原来他嗓子哑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为了调解那家陶瓷厂纠纷，他话说得太多了。

    “这就是他的工作常态！”屠青说，现在临近春节了，其实只有春节，他们一家人才能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平时虽然单位是5点下班，但是父亲几乎都是七八点才能回家，每次家里饭菜都摆凉了，父亲回家自己用开水一泡就吃。

    “有一次街道的人出去吃完晚饭回来交接工作，看到父亲的办公室还在亮灯，人家问他，他说工作没干完呢！”据屠青称，前两年父亲在家门口摔断了腿，到东山医院住院，在病床上，每天单位还是把工作材料送来，他就在医院里照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