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一个湖南人在深圳的真实经历

    作者:三月风 2005/04/29

    第一部分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1）

    86年的初春，湘中地区气温仍旧很低，可我的情绪更低。虽从独木桥挤了过去，可毕业分的工作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山包上(到小镇要30分钟、到县城、当时县城与市在一起、骑自行车要70分钟)。别说看MM，就是看到母蟑螂都很希奇。一份报纸除了接见外宾、评论员文章、政治、就是某某讲话、再不就是某某领导检查、视野某地。一本杂志从早班、中班、晚班、从星期一、到周末、传来传去。

    虽然当时的红本子很吃香，可本人的“成份”不好(地主‘外公当年有200多亩地’、资本家‘爷爷在一个现在的地级市内有16间铺面’、国民党‘老爸是国民党宪兵总队湖南支队的少校’、反革命‘毛选四卷老爸用来包烟让姑父看见告了’、如果经历过当时那年代的人，就会知道这么多的“好事”全让我摊上了。也就能想象得出我家会是什么环境)。

    用一句在我八岁时，生产队一个有5个丫头的妈妈话来证明。大人笑话我看上了她家的三丫头。她指着我说。“我就是一个晚上生一个女儿，也不嫁给他们家”。现在三十二年过去了，她当时的表情仍旧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而且次次一想起来我就全身鸡皮。 


    工作了，可姐姐早就嫁了。姐姐是48年出生。哥哥55年出生。到76因为娶不到老婆娶，后多方托人介绍娶了一个湘北的水乡姑娘。在77年时，我全家当时负债就高达3000多元。而全家当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当时的币值300元。

    可想而知我的学费有多难要到。初中之前，两个母鸡生的蛋就是我的学费、纸、笔、费来源。爸爸自从在厦门被红四军包围收编后就不肯干活。要不是妈妈看的紧。爸爸早死了一千次了。也不会有我哥、我来到这世界。

    家里没有劳动力，哥哥就要支持一个根本不像家的家。妈妈成了一个争工分的机器。天天是天不亮就出工、很晚才回来。一直到我初中时。我没有吃过一餐晚饭是在有光线的时候。

    每年、年三十、年初一也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家不需要去给人拜年。所以生产队会叫我全家去看晒谷场、养猪场。这种轻松活计不到过年我们家是摊不上的。而且过年给的工分也高。所以我全家都乐意争工分。

    不要拜年是因为我奶奶50年就自杀了。爷爷挨到了我出生的当年也逝世。外公让“人民公社”在“三反五反”时就“专政”了。(因为田地太多要枪毙)。外婆不想外公在天国寂寞，外公升天的当晚也跳了池塘。几个姨妈都是好不容易才嫁了死了妻子的“红五类”，不敢来看我妈。

　　姑姑一直到三十多岁才嫁了一个死了妻子的大队支书。姑父家是五代“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更不会来看我们家了。我小叔叔一肚子诗、词、曲、赋。可就是娶不到老婆。至今还是一个人。因娶不到老婆，小叔远走江西帮人扛竹子。所以别人家都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只有上坟的份。

    在我不到5岁时，家里没有人看着我。爸爸是除了睡觉就不管事的。妈妈只好送了一个老师十个鸡蛋。将我关进了“小学校门内”。毛的语录、“金顺华”“欧阳海”日记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在小学，我成了老师的活教材，如果教到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国民党、地主、反革命“如何、如何欺压老白姓”时，就会叫我站到讲台前面。最少要站一节课。最长时间我站过一个上午“三节课”。

    每次深夜开批斗大会时。(农村白天要干农活、学校上课，所以每次政治运动来了，大批斗会都在深夜，在学校的操场上。晚上农村人没有事可做，生产队又记工分。所以到的人特别多)。我爸是必到的对象之一。而我就必须站到学生的最前面。在山呼打倒我老爸时。我不举手一同叫打倒，后面的同学就会踢我的屁股。这样的学生生活我挨了4年。 

    到了72年之后。运动少了。我才能安生的读一点书，我的成绩也就从四年级开始追了上来。也是老爸的一句话与老妈的老黄牛生活方式。让我发狠、拼命的学。不管老师，同学如何看。我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了。

    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老爸的原话是：“我们家族的未来只有靠你了。我不行了。你哥更不行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爸，如果我死了，你还有脸来我的坟前烧‘一柱香’。如果你还想有钱给我烧‘一柱香’。你就给我认真读书。否则。你可以不读书了。去争工分”。

    当时“一扎香”(不知有多少根)要5个鸡蛋。还得偷偷的去买。因为“香”是四旧的产物。当年有一个运动好像是叫“破四旧、立四新”。只是记忆，具体我说不清了。但破四旧、立四新是肯定的。砸古庙、砸祠堂、烧文物、毁菩萨就是那年代。

    我不是为了能给我爸爸在死后烧香、也不是为了有钱去买香烧。当时我很看不起我爸爸。我是为了不干农活。抢早、插晚、修河、修公路我是真的怕。一来是我懒惰，二来是真的累。让我发狠读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家族沉沦了。我有责任为一个家族的兴、衰努力。 


    我对我爸的看法改变是在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当时我13岁不到。妈倾全家的的余钱19大元。让爸爸带我去市内看我爷爷当时拥有的16间铺面。那16间铺面的雄伟大与宽大，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我爷爷的气魄与能力。第二感觉是我家当时的可怜与凋怜。第三感觉是人生的落差与悲哀。

    我看着50多岁老爸那无声的泪。看着那进进出出的男女、看着与我同年龄在欢奔乱跳小孩。说真的，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想杀人，想杀死所有住在我爷爷铺面里的人。那是我们家的，那其中有属于我的一份。可我连走进去的权利都没有。一个5分钱1两粮票的烧饼，支持着一个13岁的男孩与父亲在那街对面站了一整天。

    当星星满天之时，爸爸拖着我向回走。父子俩走到天快亮了才到家。可我不觉得累。一个人站在我家门前的池塘边上。我人生第一次发出了嚎叫。那叫声我相信能传出十里。我爸爸妈妈站得远远的，看不清他、她们的脸，但我知道，他、她们都哭了。

    从那一天起，我不需要有人叫我读书，更不需要老师叫。下课了。同学们都去玩，只有我。一个人在做练习。并且是多数的练习都重复做两次。放学的路上，我要去采棕树子、黄枝子。1公斤晒干了的棕树子能卖1角钱、1公斤晒干了的黄枝子能卖2角5

    我上学的路都是从山边走。路边上有很多棕树，山上面有很多黄枝子。我上学带有砍刀，留意到有棕树子时，将砍刀埋藏好。放学就砍了背回去晒干。星期天担着去收购站卖。再到镇新华书店换回来图书。上甘岭、青松岭、杨子荣、江姐、刘湖兰、红湖赤卫队、闪闪的红星、等图书当时都只有8分、1角2分钱左右。我两周一盘都能换回来10本左右的图书。

    换回来的图书我用磷肥袋子纸包好。(现在叫牛皮纸)。写上名字、编上号码用建房子的土砖压着。上学时带到学校“租给”同学看。看1本1分钱。看5本3分钱。当时图书是仅有的课外读物。老师有时也借了看，只不过没有钱给。最多是换来女老师中午吃剩的几块肥肉。这足以让全体同学为之羡慕。(因为离家很远，中午饭都是带到学校，学校帮加热再吃)。

    有了老师的参入，我的图书“租借”很成功。连霸王生也不敢不给我“租金”。到我初二。我的学费就不再靠母鸡生蛋了。能自足还有余钱给我妈买上半斤猪肉。当时供应的猪肉7角7分一斤。议价猪肉9角5分一斤，每次我最多也只是买半斤猪肉。 


    我现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的读物少，加上中午午睡时间长，长达80分钟。老师们有时不午睡。没有东西看。只好向我“租书”。加上我的成绩好。数学全年级第一、二。从没有到过第三。其它课都在年级的前十名。

    到高中，住校了，没有办法赚钱。在初中时积累的200多本图书。成了我生存的基础。可没有新书增添，很快我就两手空空。靠家里接济生活费。这时我的嫂子过来了，妈妈也快50了。再也帮不上我什么。向哥哥要钱，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再度依靠母鸡生蛋才能活下去。可我知读书的意愿更强，常常是一包“榨菜头”对付一个星期。(榨菜头是妈妈做的)。

    是“榨菜头”“母鸡”送我挤过了独木桥。是母亲的双手送我过了河。所以我至今也不敢吃鸡肉、鸡翅、鸡腿。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2）

    是我的母亲那粗糙的双手将我推过了河。更是我爸爸那一把老泪，让我知道了我的责任重大。

    当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墓。第二个的地方是我爷爷那16间铺位。其它的人都不知道我录取了。


    在离家时，我们一家人(多了一个姐夫外、小外孙、小侄子)坐在了一起，那一餐是我家当时最奢侈的。有5角钱的猪肉、一条我姐夫(当时是小学老师)从他学生家里借来的鱼、我妈还杀了一个公鸡。鸡肉一块我也没有敢动。我怕我后面几年还要仍靠母鸡生蛋才能活下去。我不能忘了是鸡蛋将我送出了农村。

    当我提着被子、几件衣服离开家时。我第二次站在那池塘边上嚎叫了。因为上午，那叫声召来了整个生产队的眼光。同时也将我的小侄子吓哭了。但没有一个人走近我和走近我家。当我站在山顶上回头看我那“家”时。我发出人生的第三次嚎叫。我想我那叫声一定比沙漠中的狼嚎还要凄凉。因为山周边的几个生产队的人都跑了出来。

    84当我毕业分回去再次见到我妈妈时，她告诫我，今后别再嚎叫了，很吓人。

    刚上班，我背负着振兴我家族的豪情，决定在单位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但决不是为了报效祖国，是为了让我的父母能在人前抬得起头。我开始告诫自己，要拿出在农村做农活的劲，做好工作。

    上班的第三天，我就发现我错了。因为没有人当我一回事，当时的邮政局(现在应该说是电讯局)跟本就不在乎我。没有一个部门肯要我。一直到第五天，总算是将我“高就”到了那山头上的交换机站。(为了备战，当时的交换机站多数建在山里)。 


    到交换机站，接待我的是从山下到山上满山的蚂蚁。和一直到晚饭才睡醒的“站长”。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有“红本子”，我的工资没法定。最后给我定的工资居然比“站长”高了2元8角。这下可好了。我人没有到，站长就知道了。我居然比他这“老革命”(在交换机站干了16年)一个月多了3.5斤猪肉。

    在我工作之余，因为我还需要“接受再教育”，因为我“大有作为”，因为我年轻、因为要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所以我要为站长每天打扫他的房间、办公台、从山顶上担粪、肥、山底下担水浇他在半山腰偷种的十多块“自留”菜地。

    同时也因为我的工作“出色”，在我工作的第二个月，我就分配到了一个只有三只脚(另一只脚与对面办公台用一块木板固定在一起)的办公台上的一个抽屉。我拿到我人生的“第一把锁匙”。当时站里共19个同事。有抽屉的只有8个。我是第9个。也就是说我的“钞票”“粮票”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每到轮班我就会回家去，不是为了去看父母，而是要去砍棕树子、摘黄枝子。我当时是站里最高收入者。一个月52。75元，加上补助。我能拿到63元左右(视晚班多少而定)。 


    可我家里仍欠账高达2000多元。在上海读书的三年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家，是没有路费。我得利用假期将生活费赚回来，帮人补习成了我的专利，当时的学风比现在好多了。帮人补习的钱虽不多，可学生听话。也用功。这期间我还给我妈妈寄过三次钱。最多的一次是100元整。

    在我读书期间，我哥、嫂与我、父母分家了。因为我读书最多，所以我要负担全部债务。我妈在家养猪、鸡、争工分还帮我还了800多元债。(因为我爸爸在我录取后也开始帮我妈做一些家务事)。但我寄给我妈妈的三次共230元钱。在我回家的当天，我妈妈就交给了我。

    轮体的时间是两个白天，一个晚上。我能砍到100多公斤棕树子。最多的一次我砍了不下300公斤棕树子。交给爸爸帮手晒干。下次轮休我就是送到收购站去。换回来我急需要的书。(不是想做什么学问，是那山包上的时间没有办法打发)。我从杂志、名著、历史、到收藏知识类的书，只要我寻得到我就看。 


    因为我去新华书店次数多了，一个阿姨发现我爱看书，又经常只能买便宜的书看，就好心的介绍我。她有一个侄女在市图书馆。可办借书证。当时要办一个借书证。要单位的证明。我为了办到借书证，我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行贿。行贿的东西是一条我家门前池塘里的草鱼。是我偷偷钓的。有三斤多重。为了钓到一条大一点的鱼，又不被生产队发现，我用了三个轮休机会。钓到了第二天我就去行贿了。

    情况不错，我的鱼送到，小姑娘就帮我办了一个借书证。只不过不是我的名字。是用她爸爸的名字办的。(这小姑娘也是我人生第一个最感激的人)。虽然后来没有能成为我的LP。可我仍旧常常想起她。

    有了书，上班的时间就好打发了。因为交换站基本没有事可做。天天只是对着那几台“高、精、尖”的电子管。抹抹灰、尘之外。基本上不要动它。

    一年的时间转眼就过了，男人到了二十二开始思春。周围的媒婆比我还急。介绍的对象一个比一个漂亮。可当她们一到我家坐坐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听媒婆说。是因为我家的“成份”与“经济”实力“超群”。加上我的老爸不肯干活。所以姑娘们“爱莫能助”。 


    要想寻一个好姑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单位分到了房子。在市内结婚。山上面是不会有人跟着去数星星看月亮的。乡下的月亮、星星比山上面的还清晰。不想看了最少还能听到几声狗叫人嚎。

    其实当时我并不急，因为我看上了图书馆那位。所以有空就跑图书馆。

    在85年的3月18号，(因为一个日子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所以记忆特深)我对姑娘表示出来我的意思时。她的回答让我从头顶凉到脚底窝。她在五一就要结婚了。爱人是财政局局长的公子。在检察院工作。

    五一节我去喝了我人生喝的第一次喜酒(以前我是从来不肯去参入的，一是没钱、二是没有人请、三是怕丢脸、四是不想让人害怕我)。实在是苦酒。但我必须去，毕竟她帮了我。我送她的是一个影集外加30大元。在当时出手这么大方可能只有我一个。所以她后来帮我多办了一个借书证。是他爱人的名字。

    五一之后。我开始有计划的与媒婆联系，(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生两个女儿、最少第二个晚上不会再生)。同时开始与单位领导交往。因为我知道，我要是想找到“爱人”。我必须先有房子。一个单间是我的理想。 


    几次跑下来。我绝望了。原因很简单，单位等着房子结婚的人有67个。其中最小年龄的都比我大三岁。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也就是说，我要到三年之后才有“资格”去排队。领导还“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不要有了一个“红本子”就有了优越感。老同志为单位做出的贡献比你多得多。你要顾全大局。

    为了“大局”。我对媒婆说近期不必再麻烦了。如果有人愿意在我这“大厦”与我结婚，我将终生对她“府首贴耳”。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人愿意让我一生对她“府首贴耳”。

    我知道，红本子并不能改变我的一生。穷字不是一个“本子”能改变得了的。只有存款“本子”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不能重踏我哥哥的复重辙。我得努力改变我的生活。不为了自己，也为了爹娘。

    在工作之余。我开始了抓青蛙、鳝鱼、砍棕树子、挖中草药。每个双休我都能弄上十块八块的。到86年的春节，加上妈妈、爸爸的努力。我还清了债。还留了200多块钱。我家也第一次过年不要去看养猪场、晒谷场。 

    贫穷逼我离家来深圳（3）

    不看养猪场、晒谷场只能一时，不能一世。想在单位分到房子难上于青天，而我家里是没有潜力可挖了。我的路似乎绝了！

    我不能死，因为爹娘都在。可活下去又能怎样？生与死之间。我没有死的权利。更不情愿一死了之。在当时，比我差的人不是没有，还很多。

    想活就得变，如何变，成了我天天思考的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只有不到十天我寻到了答案。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那“山包子”的下面，有三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张姓的儿子在沙头角当兵，春节刚好回去探亲。又刚好与我聊得来。

    他的一次无意之谈，让我茅塞“大开”。他说，在他巡逻的边境线上，经常有人逃去香港。过去几年就有身份证。他看到回来大陆来过年过节的香港人个个都很有钱。

    不是香港吸引了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香港到底多有钱。但钱字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第二天我就有意去寻他，问他逃香港是不是很难。他看了我半天，说。不难。说说也不怕，你又不可能逃去香港。

    因为他认为我当时的工作、收入是很好了。所以他神侃了一下午。而我也第一次知道了沙头角过去就是香港。知道深圳、罗湖、莲塘、知道香港人很有钱。很好赚钱。 


    但有一点让我迟疑了，他说，逃去香港的人一旦抓住了，只要坐牢。让人发现叫站住，没有停下来的，巡逻兵可开枪。坐牢没有什么，死都不怕。可真是让人开枪打死了，就不值得了。

    有了变的机会，我岂能放过。几天之后，他要回部队。来看我，我们又聊了一通。这时我又知道莲塘最近香港。从长岭到沙头角方向最多人逃过去。白天巡逻的人少，傍晚巡逻的人反而多。我也知道了进深圳需要办边防证。否则连深圳都进不了。

    我特意问小张，到深圳的路费、时间。如何坐车。他当时跟本就没有在意我顺的意义。都详细的说了。还告诉我，要是真的去深圳，没有边防证可请人带进去。在广州火车站对面有一个宾馆，有中巴车去深圳，中巴车就可代办边防证。他的这一细节让我省了很多麻烦。

    他一走，我就开始计划离开单位的事。虽然我一直在准备。可我没有想出对父母说要出门的理由。自从上班单位就没有叫我出差过，突然要外出，根本寻不出一个合适的借口。

    心里更不愿意抛下父母不管不顾。可家里的生活与单位的现实，当时我判断，几年内我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必然是混过去。别说是结婚，就是供养正一天一天老了的父母我也无能为力。

    可我又不愿意在山包子上呆下去。时间就越来越难打发了。别说是工作，就是坐起来都没有心情。在床上呆了两天，终于让我想出了两一其美的办法。请病假，单位的人多。为了多赚一点钱，谁都愿意替人顶班。别说是顶一天，就是二十天，只要有人顶班，站长是决不会过问的。

    86年3月18号。这天是我的生日，我准备好了一切。回去看了父母，吃了一碗面。我就去了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上，规规矩矩的叩了九个头。在三座坟前(我爷爷奶奶合藏)，我大声的说了出来，我肩上的责任太重，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们在天有灵，就保佑我此去顺利，如果我还能回来，我一定会带上香火。现在这半生不死的德性，每次上坟，连香火我都烧不起。当天晚上去了我姐姐家。第二天我又弯回家里，帮父母做了一会事。

    出门时，我没有敢回头看父母，到了家对面的岭上。我跪了下去，对着我的家门，(它虽不像一个家)。可它毕竟是我生长的地方。我一连叩了无数个头。我没有敢再嚎叫，心里在告诉自己，此一去将不知何时再会再回来。父母。别怪我，儿不孝，但只要我没有死，不久我就一定要我衣锦还乡。

    在回山包子的路上，我不停的告诫自己，逃不出不去就不去。十天为期。不行就回来，决不能死在外面。 


    在山包子上，我给我父母、哥哥、姐姐留了一份信。很短。告诉他们我走了，目的地是香港。如果三个月内没有我的信。那我一定是死了，何处青山不埋人？赡养父母的责任就拜托哥哥、姐姐了。就当爸爸妈妈没有生我。

    我将当时我的工资与积蓄都翻了出来。共计有383。57元。我带了350元。余下的我用信纸包好与我的信一同放在我的“抽屉”里。当时让几个同事安排顶我的班。我故意安排了二十天，当时我还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86年3月20日上午9点。我只提着一个包，两件衣服，一件背心，口袋里350大元。离开了山包子。

    当我踏上火车时，我哭了。因为此一去，不知是否还能回来。但当火车起动。我就止住了泪水。因为我没有再后悔的机会。路——已经开始！生死我都必须走下去！ 深圳我来了！！

    题外话：

    回忆是一件非痛苦的事！它让我激动，让我彻夜难眠，更让我自责。因为人生的路上，当回想起来，我会发现有很多的机会差过了，在很多次人生十字路口选择错了方向，走了无数的弯路。当我回忆发现因为我的选择错误导致我坎坷、失意我会不停的假设。认为如果……如果…… 

    其实根本不必后悔，因为我走错、选错。我才能更深的体会人生。假设根本就不能成立。人生路——不是实验室。实验可先假设——不对再重来。人生路。没有重来的机会！！

    所以我常对我认为值得交往的弟弟、妹妹谈我的坎坷人生。目地只希望看到、听到的弟弟、妹妹少走弯贰?从我的身上吸取教训。一生顺利。

    进入主题。

    1986年3月21日上午10点我到达广州车站，按小张说的，我顺利的坐上了中巴，直截了当的问司机，能不能将我带进深圳。司机的答复是肯定的，没有边防证的人，每人收费50元。证是集体证，进关之后就失效。

    我没有犹豫，命运也不可能给我犹豫的机会了。生死路就在眼前，只有走下去。

    到南头检查站是21日下午1。15点。(当时只有广深公路，但路上的车很少)司机办证只用了不到10分钟。一车人就顺利的过了关，这一点我一直很庆幸，来的路上很顺利。

    下午2。30分我踏上了深圳的土地。地点在燕怡小学(现在地王位置、当时有一棵大榕树从学校的围墙内伸出来，当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我一下车，就看到了燕怡小学围墙上贴满了招工广告。

    我当时那兴奋别提了。但我的目的地是香港，只是草草的记下了两个招家教的电话，我就开始打听到莲塘的车。


    3路车将我送到了东门、5路车将我送到了长岭，按公安的话说，我要去踩点。当五路车开动时，我看到了深圳满地都在建楼，向怡景花园、现在电视台方向，到处都是建筑工点。过了黄贝岭站，我已经告诉自己，如果过不去，在深圳停下来，也决不会饿死我。

    我心花怒放，告诉自己不会死了，一个满地建筑的城市，决不可能没有我立足的地方。

    车到长岭站，我看到了香港的山水，两道铁丝网阻隔了我的去路，从长岭站下来，我沿着公路向前走，看到了现在“隧道口”有一个中队的武警。当时刚好对面有香港警察巡逻过来，我知道，此时此刻不可能有机会逃过去了。只能先停下来。没有必要去送死。

    我不想去寻小张，因为小张会时常写信回家，只要透露了一点风声，我的后路就没有了。单位是不可能迁就我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值得单位迁就。

    5点钟，我从5路车返回了市内。转3路车直奔燕怡小学的围墙。我抄下了十多个地址，第一个去的是德兴大厦的十二楼。去应聘家教，这是我在上海最拿手的一个“行业”。也是我的谋生技能。当我敲开门，男主人第一句是，我家不请男老师。你要是有女同学可介绍给我们。 

    没有放弃，转身我去了金城大厦，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两家请家教的连我的“红本子”都没有看，仅仅因为我是男的，我就没有机会。但我从这两家主人口中打听出了家教的收入。每晚补两个小时，工资是400元。我想我只要寻一家家教我就比在单位上班，要强出了8倍。白天我还可以做其它事。

    金城大厦下面的一部公用电话改变了我的求职路，看到电话，按我抄的电话给深圳水库边上的一个电子厂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听说我有红本子，而且是名牌学校出来的，当即叫我去考试。并告诉我坐3路车到水库。再问大望村就寻得到了。

    我是7点多钟才到的水库站。从车上下来，深圳已沉静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可谁知道有一个求生意识很强的“三无人员”为了活下去在寻找生路？

    我按路人的提示，沿路向前走，因为当时要根本没有车到大望村了。在水库站向沙湾方向走到第一个坡顶，我就让武警5中队的执勤抓住了。因为我没有“边防证”。他们“理所当然”的扣留了我。

    可能是天意，可能是我的命好，抓我的战士抽烟时火机打不着了。问我有没有火机。刚好我为了寻到工作、也为了麻醉自己，我刚始学抽烟。身边有烟有火机。 

    这只火机让我与战士拉近了距离，在与他的谈话中，我听出了他是我的老乡。我用湖南话问他是什么地方人。能不能放过我。他看了我半天，又要了我的身份证、红本子，借着手电筒光看了看。与另一个战士说，是我老乡，别为难他了。

    再我递上第三支烟时，他问我去大望村做什么，当听说厂方要我去考试时，他笑了，你这红本子，他们厂还要考你？他主动提出带我去。

    11点钟我到了厂门口。当时厂里还在加班，我老乡将厂保安叫了出来，几句话，保安跑去叫来了老板。一个在大望村“土生土长”的香港老板。

    看在战士老乡的份上，老板当即就考我，一张收音机线路图。这对我来说只是幼儿园的知识。5分钟我就回答完老板那张纸上的所有题目。

    老板也很爽快，当即告诉我，工资500块，加班另计。保安带我到了一个有两张床都空着的小房间。战士老乡看我进了厂就回中队了。

    我当时激动不已。不是因为500块，家教一个月也有400块。一天才2小时。是因为我有了落脚点。能寻到一个不要钱的住宿，我就有了机会。

    第二天一早，老板告诉我，今天的工作是修机。这样我开始了流水线工作，收音机在流水线生产我是第一次看到，生产过程中有不少的故障机出来。调试小姐的调试速度惊人。只十分钟，我的工作位上，故障机就有十多台。

    按我的经验。我一步一步的向下检查故障，等我修好第一台机子时，我的工作位上成堆的机子让我无法动手了。

    故障机不停的来，调试小姐只在机子上贴了1张贴纸，标上1、2、3。我看着成堆的机子，急的冒汗了。小声问小姐，1、2、3、是什么意思。

    她看了看我，告诉我。贴号一样故障一样。1号表示是功放坏了。2号表示是微调坏了。3号表示是收不到台。此时我如梦初醒。生产线上的故障与我在学校学的不一样。它有共同点。而且测试出来了，只需对零件做更换就行。 

    有了方式，到上午下班时，我的台面只有四台故障机，当下班铃一响，全厂的工人都走了，我没有动，弄完这四台机子。我拿出来笔记本，将故障原因、零件编号、贴纸号码表示意义全记了下来。

    老板刚好从洗手间出来，看我在做笔记。问我要了笔记本看。没有说什么。当我出厂门时，他在厂门口等我。叫我与他一同走。我在厂家的第一餐就这样与老板一同吃的。

    下午我上班就让老板叫了进办公室，他给了我一个没有站相片的厂证，上面写的是维修部主管。我人生第一次有了“官衔”。

    任务是将生产线上的故障机原因找出来。并提出修改措施。

    有了“官衔”。我开始游走于各修理位，坐下认真观察故障机故障类别。我发现。1号故障特别多，有时是成批的下来。原因很快让我查明。功放三级管型号是9018。该三级管质量特差。到下午下班，我将原因与整改方案给了老板。建议将该三级管在插件前做质量测定。

    到了晚上，我做了一个特简单的三级管批量测试器。一次可测试20个三级管。我到仓库要了一包9018。测试结果是。平均有25%开包就是坏零件。 

    当晚我一连做了十个同样的测试器。交给老板，在插件之前就对功放三级管9018全部测试。到第二天下午，1号故障基本功上根除。整个下午1号故障只有12台。

    到第四天上午，我的厂证给我贴上了相片，官衔从维修部主管变成了生产副厂长。当天晚上，我收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红包。人民币“工农兵”10张。住房也从两张床的房间搬到了老板住的同一栋楼，一个有7平米左右的房间。

    骑牛望马—我的第一桶金（1）！

    在大望村XX电子厂的日子过的很快。红包、加班费、工资。到4月8号。我得了322.6元。(这张工资单我至今保存着、这是我第从资本家手里挖来的第一桶金、我要让我的后代记住，人挪活、树挪死，穷则思变、变则通)。

    在我进厂的第三天，我用“航空”快信给父母报平安，并告诉他们我的收入情况。(当时还没有拿到红包)。父亲的回信很快就到了。收到我的信，我妈人都疯了似的，又哭又笑。但信尾有我妈亲手写的一句话。只要你活得好好的，在什么地方我都放心，但一定要活着。 

    我不知道父母当时的感受。但我能理解我出走之后，我妈一定快疯了。我妈是在收到我的信才知我“跑”了。

    在我收到第一份工资时，我给家里寄了100块。并告诉我父母，我此生不论是生是死，我决定留在深圳。

    在我收到工资的当晚，12点多了。我一个站在厂前面的深圳水库边上，我默默的告诫自己。生是深圳人，死。我也要做深圳鬼。我不是好马，但我也决不能吃回头草。

    有了决心，就好做事，我时时告诫自己。现在的月收入(加班费一起)足足顶我在单位做一年。没事做好过有事做。更好过在家连“爱人”都寻不到。有了钱，这世界决不会少了我的“爱人”。

    为了“爱人”、为了钱、为了父母、为了我自己。我得拼命。累不死人。再说在厂里也不累。只是时间长。坐在厂里总比我在家里做农活舒服。看在钱的份上面，我得努力。

    在4月15号，我对厂里的一条生产线做了一些局部的调整，向老板要了一个秒表。对每一个工作位工作流程做了一个精确的时间计算。18号下午，得到老板的同意，生产线开始试运行。结果是生产速度提高了15%，从每小时生产63台收音机，达到了每小时73台。而且传动带上看不到太多的故障机停滞。


    4月22号晚饭时，我收到了我人生的第二个红包。四张一百的港币(当时的港币对换人民币只有100：38)。但我仍旧很高兴，因为我又得了单位两个月的工资。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港币。红红的颜色，真是很可爱。

    因为我没有熟人，也没有朋友，只有战士老乡来看过我一次，我请他喝了两瓶汽水。再也不认识人了。

    所以星期六、星期天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只想加班多赚钱，可电子厂不是天天有加班的，有时一两天没有事做。

    没事我就开始整理笔记，将厂里的生产线每个工序、时间、测试器型号、频点、频率、到使用、零部件的测试、从插机、装机、修理、包装、QC、QA等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

    在我进厂后的几天，不知是因为我的“官衔”、我的努力、我的红本子、我的湖南普通话、我人模狗样的外表、还是我这176CM的身高。总之。我周围有时常有“小姐”来请教我。通过小姐，我认识了十多个技术很好的维修师傅。清一色的梅州市、大铺县、三河镇人。清一色姓张。 

    认识了这一批朋友之后，我从他们、她们的口里知道，深圳有很多电子厂，像我这种有技术的人，工资都在1200左右。也就是转着弯告诉我，老板给我的钱少了，他们的收入也不高。同时还告诉我，只要我愿意，他们能帮我联系到工资更高的厂，从他们的口里我知道。当时科班出身到深圳打工的人不多。

    同时他们、她们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帮我联系到高工资的厂之后，我要带他们一同走。

    不是我想走，是钱让我动了心，另一个原因是厂里货源不稳定。说真的，老板对我不错，最少在当时我是这么看的。

    五一节全厂要赶货，计加班工资。老板说，做完这批货，放三天假，给二天工资。看在钱的份上，全厂都没有人请假。

    在平时的聊天中，我透露出我有一个同乡在沙头角，我想去看看他，可我不知如何坐车去，一个人出去也不好玩。问他们、她们中有没有人到过沙头角。 


    5月2号，一个长的还蛮可爱的女孩子一早就来寻我，告诉我她认识两个在沙头角工作的老乡，并告诉我老乡厂里工资很高，一个维师傅就有900块。当时我的口水一定是流出来，不是色相让我流口水，是900块的工资。因为900块是我在单位工作14个月工资的总和。

    我当即请她带我去看看。她说还有两个男的维修师傅要和我一同去。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上午11点。我们一行三男二女到了沙头角，说真的，我并没有想很快寻到高工资，我是到沙头角“踩点的”。车从梧桐山顶过的时候，我的眼前只有铁丝网和武警、香港警察。

    我看到双方这么多的巡逻，我特底放弃了逃过去的念头。我知道我想在一两次“踩点”就能寻出“通道”是不可能的。

    没有了别的念头，心里就只有钱字。所以我认真的与几位同行去寻厂，寻机会。 坦诚——让我得大于失

    是机缘、机会、时运、还是命运。我不知道。总之。当我们一行三男二女在“银园宾馆”下车时，就看到了沙头角工业公司贴的一张海报。 

    招聘电话机厂技术员、维修师傅、拉长、QC、QA、插件。等等不下200人。考试时间从5月2日到5月4日。

    我们一行直奔该厂三楼的办公室。我这人特别细心，一扫厂房内情况，我就知我有机会了。因为该厂大多数生产线是空的。只有一条生产上坐满了工人。其它的生产线不单只空着，还有装修工人在组装。

    一个排了6条生产钱的工厂，最少需要300人，可上班的工人只有不足90人。这不是机会是什么？再看流水线上的电话机，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民款式。这刚好是俺的“专业”。它的每张电路图我都能说出每个零件的作用、电压、电流、国外使用的IC型号、每个IC脚的对“地”电压。

    考试我们的是厂长，姓吴。是中方派驻的厂长。一个疑心病很重、但为人却十分好的客家人。

    两个同行的女孩子没有考试就通过了。因为她们带的厂证上就是QC，她们只要求做QC。两个修理师傅也通过了，因为他们是客家人。与厂长是同乡。只是像征性的问了几个初中物理知识就OK。


    我进办公室时走在最后，(因为我一直在东张西望、打量厂里的生产情况)。叫到我时，我递上我的红本子、厂证、厂长用“发现始前动物”的眼光，上下扫了我不下二十次都没有开口。对我的考试就不同了。

    考题多达20多个。从管理、技术、到图纸、故障分析、政治、历史、时事、地理都有。但我一看就是外行出的考题。因为它根本与生产厂家要考的东西不沾边。

    我用了20分钟答完考题，但我对故障分析做了一个复测。我怕我丢脸。所以对技术的东西我很认真的想了一下。

    厂长一直盯着我答题，当我将考题交给他时，他没有看题目对错。却一直问我那一届毕业、师长是谁？学校有一些什么特殊标记、现在学校开了什么方面的专业？为什么要出来寻工作？家乡的工作为什么不要？单位知不知道我出来？出来打工能打多久？等等一些当时我不知所然的问题。 

    我老老实实告诉了厂长，穷、思变、想多赚钱、想死在深圳、想找一个爱我、我爱的“爱人”。

    厂长问我要多少工资，我没有直接回答。用了一个反问句，我问厂长。我值多少工资？怀疑心虽重，人却很实在，厂长告诉我，他的最大权利只能招技术员，工资是1200人民币。加班费另计。勤工奖是发港币。大约有150—300元。试用期是三个月，而我可以不需要试用期。还告诉我，我是他招的员工中给出的工资最高的一个。

    而他看我不止是一个技术员的材料，可他权利有限。问我能不能先来厂里上班。等机会他与香港的老板谈。相信老板会看得上我。而且还说老板很了解我的母校。

    吴厂长一边说，与我同行的几位一边帮我“加油添醋”。他们用客家话不知说了一些什么，当时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只看那一个最早请我一同来，“蛮可爱女孩子”，对我咪咪的笑。

    最后吴厂长问我何时能来上班？我说我原来的厂里有一个月的工资没有领。发工资要到8号。我最快也要到10号才能来。 


    厂长给我开“茅塞”。原厂一个月只有700块左右。你现在一来就有1200。而且老板还有可能加你的工资。你也看到了。厂里正扩大，需要人，说不定你有出息。

    算了算账，厂长的话不错。我问厂长，你需要我什么时候来？老实人说话就是老实。他说，只要你愿意。现在你就可以上班了。

    我没有同意，因为我还得回去拿我的“行旅”。我有一个旅行袋、几件衣服不能丢了。

    我告诉厂长，我到深圳，是原来的老板收留了我，我最少要回去向老板说一声。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来时叫主，去时辞东。

    其实我当时没有这么“尾大”。只是我想我得给自己留多一条“后路”。老板对我不错，万一我出来“混不下去”。我还有可能吃吃回头草。出门在外，别将路都堵死了，多一条路多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可能是我那一句“来时叫主。去时辞东”。厂长说。只要你来，我随时欢迎你。但别太长的时间。你来了之后。我保证向老板推荐你。 

    下午，我们一行开开心心的“参观”了中央街的大门。看了三家店购物中心。还特意去看看“海”。7点多我们才回到大望村。

    我寻到老板，推心置腹的谈了我的想法。从穷、到想钱、从我如何到深圳、如何寻到老板、如何感激老板的收留。如何想留一条后路。如何回复吴厂长的。我没有敢说半句假话。我坚信。诚意能感动上苍。

    精诚所致。老板没有说我什么？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之后就掏腰包。给我的全是港币。连着号的12张“红底”。我知道，他能给我这么多，已经是最大的限度了。虽与我一个月的工资相比，还差了三分之一。但我知足。

    我并且十分高姿态的说了一句。本来我没有想要工资。但你给我了，我会要，因为我需要钱，因为你有钱，不在乎这一点。但别因为我拿这钱。断了我们一场雇主情谊。

    可能是我的真诚，也可能是我的高姿态，老板说。本来可以全部将工资算给你，财务不在。这么晚了，也不好去叫她，那边叫你快去。我也不拦你。钱相差不了太多。如果你需要。你今后可以回来拿。我给你的是12张“红底”。按我们香港人的意思叫“月月红”。我祝你今后一路顺利，如果真的不行，你回来寻我。我会帮你的。 


    我当时是真的不争气。居然哭了。虽无声，但眼泪却长流。我不知我为什么会一回想起来就会流泪，更不明天我有什么必在流泪。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人拿我当一个人看。更多的可能是我第一次得到了尊重。(现在写到此处，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刚去洗了一把脸，我不想眼泪老是阻碍我的思路)。

    注：我与这位老板至今仍旧保持联系，他虽早在10年前就不开厂了，现在却拥有十几栋厂房。靠收厂房租金过日子。我基本上每年都去看他两次以上。请他喝杯茶，但多数是他埋单，不是我念旧，也不是我有什么值得张扬，只是我认为饮水要思源，受人滴水之恩，我无法涌泉相报，但最少我不能忘了滴水之恩。

    5月3号，我没有急于去沙头角。而是将厂里的一些经我手的事，详细的对接我手的新人做了交接。并将我的笔记本交给老板去复印。我不想我一走茶就凉。正因为这样。3号晚上财务交给我扣除老板给我12张“红底”之外的全部工资。

    这时，我的手上拥有了我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人民币共有407元。港币有1600。

    5月4号一早，也就是我当时的节日——青年节。我一身整洁的背着我的全部财产踏上了我到深圳的又一旅程——目的地沙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