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是新疆鄯善县农民，4年前结婚，生有两子。去年6月，因其有外遇，家庭关系恶化，王一怒之下带着情人来到乌鲁木齐非法同居。数月后，两人将所带钱财挥霍一空，生活捉襟见肘。王于是打起自己儿子的主意，10月底突然回到鄯善家中，抱走8个月大的二儿子，在乌市以8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体户，并谎称自己离婚后养不起两个孩子，只好“送”掉一个。然而不出一星期，王妻追到乌鲁木齐，并向110报警，很快将孩子和王某找到。王妻告诉警方，她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点也不困难，一年收入几万元，完全有能力养好孩子。但富有戏剧性的是，王某被公安局收审48小时后，因无法定罪而获释。
此案中，对于王某出卖自己亲生儿子的行为如何定罪，存在以下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无法给王某定罪，原因是现行法律对于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尚无明文规定，也不好适用类推，所以难以确定罪名；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定遗弃罪，因为我国收养法第三十条规定，出卖亲生子女的，可视为遗弃婴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旧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追究刑事责任。而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于原第一百八十三条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列为第二百六十一条，所以法条变动并不影响遗弃罪的认定；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犯罪构成上应将王某行为定为拐卖妇女、儿童罪，因为王行为是以谋利为目的的“出卖”，而并非“弃而不养”。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将王某出卖亲生儿子行为定作拐卖妇女、儿童罪为宜。理由如下：
首先，符合以犯罪构成为判断标准的定罪方法。从定罪的第一层面看，人不是商品，不能用来交换买卖，一切买卖人口的行为都是非法的。王某出卖婴儿的行为无疑具有刑事违法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法定犯罪构成，应受到刑事处罚；从定罪的第二层面看，王某行为符合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依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权；其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中并没有排除被拐卖对象的亲人家属；其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且有出卖得利之目的；客观方面只要有拐、卖行为之一者即可，拐来孩子未卖或是仅仅实施了“卖”的行为，只要从中渔利，都构成此罪。
而刑法上的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抚养、赡养义务而拒绝履行，情节恶劣的行为。它是一种纯不作为犯，客观方面只表现为弃而不养行为，或不给饭吃、不给衣穿，或弃于家外不顾。本案中，王某是为了与情人有钱花而故意出卖亲生儿子的，其主观上具有明显的出卖谋利之目的，而不是为了摆脱抚养义务；客观上王实施了“出卖”之作为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幼儿的独立人格尊严。因此，从犯罪构成上讲，王某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
其次，符合刑法理论上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原则。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其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了不同罪名的情况。在刑法理论上，对牵连犯一般从一重罪处罚。本案中，王某行为应当属于牵连犯之情形，即：由于犯罪主体和对象的特殊性，行为人在实施出卖儿子行为的同时，又附带了遗弃行为，但出卖得利是其惟一的犯罪目的，遗弃只是为了实施出卖这一目的行为而顺带的一种结果行为。
在处罚上，现行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一般判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重者可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而对于遗弃罪，刑法规定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因此，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原则，应将王某行为定为拐卖儿童罪。
最后，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社会发展需要。刑法第三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如果将出卖自己亲生子女行为定为遗弃罪，最高刑罚只有五年；而拐卖儿童罪同样也是出卖儿童的行为，只不过对象的身份不同，其起点刑就为五年，这无疑与刑法上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导致量刑不平衡。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及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出卖亲生子女现象也已由建国初因家境贫困、为孩子生存和自救的被迫之举，转变为纯粹的出卖谋利行为。例如在山西怀仁县，就有人靠出卖亲生子女“脱贫”，在河北正定县公安局侦办的一起涉及110余名山西儿童的特大拐卖儿童案中，却很少有父母前来要求解救，原来这些孩子都是为“致富”而特意生的，人贩子只要设个收购站，便会有人抱着自己出生仅1个月甚至十几天的幼儿送上门来。对待这种灭绝人性的卖子行为，用遗弃罪去衡量显然不符合我国刑事立法精神，而应当定拐卖儿童罪从重处罚，以维护儿童权益和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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