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书人念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旧社会里支撑着寒素以获取功名利禄的普遍信念。如今，众多（男）学子即使面壁十余载，聊以励志的，只能为“黄金屋”的摄取，而“颜如玉”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也。
据最近发布的《上海人口发展报告（2004）》所显示，在过去一年内，有着较高文化程度的上海常住人口中，女性初婚晚婚率达到73.59%。据上海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统计资料显示：“终身不婚状况与文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随着婚姻观念的转变，知识层次的提高，不婚现象有继续增多的趋势。”上海结婚人数正在逐年递减：1989年，结婚人数为18万对，1990年是12万对，1997年是10万对。晚婚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越是经济发达地区，选择晚婚的人数也越是庞大。另据四川省统计局人口社科处透露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光棍”也呈增多趋势，特别是高学历族类，10万个研究生中有三成是“光棍”。根据广东省妇联所做的“白领婚恋观念”调查显示，在广东省，未婚的白领青年约有150万，年龄大约在25岁至35岁，占总调查数的1/3；而在发达的珠江三角地区，大龄青年未婚尤为突出。
各个地区的情况大体相当。为什么会在高学历的白领人员之中，出现如此多的大龄未婚现象？
一个基础性的解释是：不象前工业化社会，适龄婚姻的青年人在处理学习、事业与爱情、婚姻之间并不成为矛盾和冲突。农牧业社会的田间、牧场生产或手工作坊的简单劳作中，一个待学习的学徒依靠祖辈传授下来的极有限的经验知识，仅需若干年月的学习积累就足够应付了，因所从事的大都是体力活；而且农业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使得职业变迁几率甚小，于是“农（牧）业劳动者”作为终生的职业也就早早了定型，对于年轻职业者的成婚大事也就随着青春期发育正旺之时，赶快执行便是。
再说，前工业化社会处于冷兵器时代，产品财富的守卫和掠夺，乃至于婚姻配偶的争夺（如古希腊特洛亚大战），都大大地依靠家族、社团的总人数在体力和武力上的较量。于是适应于农牧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价值观，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只求人丁兴旺，无需考虑人种质量的价值观，使得早婚早育、多生男孩成为迫切及时。
可是到了现今中国的“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工业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模式。生存于其中的众多高学历白领男女青年，对待自身的爱情和婚姻，确确实实成了一道难解的题目。当今社会，职业的要求大大的提高了，年轻人需要经历艰辛努力而充满竞争的、起码十多年的知识教育和职业培训，方能够胜任工业化社会的各项工作职位要求。于是埋头读书深造错过了对于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来说，最佳的恋爱和成婚时间。
过去长期来在学校里学习的大龄学生，如女博士，即使早就过了国家法定的初婚年龄而欲办理结婚，也不会得不到学校职能部门的许可（现在才刚解禁），或者有起码的重视，除非面临着退学的选择。在本土流行的左倾化意识形态之中，个人的婚姻纯属于“私事”、“小事”，无关乎国家大局，毕竟是社会整体的利益绝对为公为重为大，于是几乎一切都由政府来统包操办的各类学校中，对于剥夺了基本权利的莘莘学子所倡导的价值观必定是：“晚婚、晚育”，并为其必尽之义务。
待到学业结束后，学子都成为了白领，这些错过最佳恋爱时间段的单身男女，往往都是所在各个行业的业务骨干，又得投入精力至工作的繁忙和压力之中，即使在业余时间，也得不断充电学习，让他们回避了很多交友的机会。因为爱情和婚姻需要建立在彼此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而恋爱需要消耗的是大量时间，这又渐渐让众多白领步入了大龄单身的怪圈之中。
“先立业，后成家”是国人的普遍信念，这在女性白领的征婚广告用词上有极广泛的表态：需“事业有成”、“有经济基础”。于是对于求偶女性所期盼着的男性白领们，在大大延长了的“成功”前的事业拼搏阶段，还是远离爱情和婚姻为上策。由于两性之间的配对缺阵，男性在延期的同时，也必定波及了女性。当然当今的女性青年白领也同样在努力奋斗事业，以期提高自身的身价，因为在红色中国的大城市里，已为女性就业和发展事业提供了充分的机遇和各种保障。于是水涨又船高，女性在身价提高了的同时，为男性求偶者推出了更艰难的题目。
二.
曾有《北京青年报》与勺海市场研究公司联合推出过“大龄白领择偶难”专项调查，显示出有七大因素制约中国大龄白领青年择偶：选择面太窄、工作太忙、对对方要求较高、对未来婚姻感到恐惧、重视学业事业忽略生活舒适浪漫、性格内向不善于与异性交往以及社会环境等。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涉及个人情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其百分比数据都得打上些“折扣”。问题是本土的大中城市里，市民处于女性化的价值氛围之中。由地位至上的女性所统领的价值观里，纸面上的文字表白往往并不能真诚地反映自己内心中的“自我”或“本我”，而是处于“超我”状态，因为国人向来缺乏“直面人生的态度”，而东方女性更擅长于伪饰言行。
譬如，调查显示有“接触机会少”的因素占据了较大比率，然而笔者以为，这种情况在现代性的城市里不会太成为问题。众所周知，在每所城市里，各类婚姻介绍机构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上征婚交友层出不穷，既便捷又省钱。跨地域伊妹儿，QQ视频聊天，手机短信等传情手段，花样繁多，因而不应成为充足的理由。
造成白领择偶难的表面因素还在于：有62.4%的人认为“一些人仅重视学业和事业，忽略生活上的舒适和浪漫”；60%的人认为“现在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而，就对于现代白领知识女性来说，尽管有着事业的强烈追求，但是女人的天性并未就此泯灭，毕竟情感生活和母爱是个“强引力场”，足够吸引着青年女人去寻觅和探求的。统计数据不足以表白女性白领深处的“自我”。
又如，女性白领征婚广告上普遍写道：寻偶成婚前提需要男方有“经济基础”。作为白领，既然成婚前两个单个人的生活应是有节余的，那么两个人合起来过日子怎么会达不到“基础”需求？按照经济学的规律，俩人世界可以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生活总成本应该低于两个单个人之和。假若需要生孩子，将要成了仨人世界，家庭生活的开支确实会上升，到了那时候，若收入拮据，可以考虑延缓生育，成为时髦的“丁克”族。但是那只是人生步骤的后一阶段，而对于未来家庭筹划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提前至婚前恋爱阶段，从中可窥见女性的“价值观”自我。
当然，进入了现代性的社会生活之中，年轻人的个性渐渐丰满起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趋向于多元化。正如被调查者中有67.8%的人认为，“社会上持不同生活方式的人越来越多，找到各方面都适合自己的伴侣的机会越来越少”。对于婚姻大事情，完满的婚配需要讲究配偶性格和气质上的个性互补互融，于是爱情所独特的匹配性质致使“最佳择偶”几率骤然减小，对于多读了书的白领来说，更当如此，但是这不是主因，因为青年女性白领所考虑的先决婚配条件不在这方面。
三.
名利场上的拜物主义在作祟。
正如《申江服务导报》《让爱作主》版所作的采访调查：“大家都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没有基础，特别是男性承受的压力就更大。由于普遍选择事业稳定后再谈婚论嫁，导致了这个人群结婚年龄的推迟。我有很多朋友和对象五年八年地抗战下来，问他们为什么不结婚，都说没房子没钱，结了婚会拖累日后的事业发展。”
据《外滩画报》报道，经济压力无疑已成为这些大龄白领青年的考虑因素。有位杨雄先生在对25年来青年择偶标准变化的跟踪调查中发现，1994年以来，征婚者对于经济收入的价值评价显著提升，在学历、身高、家庭背景等要素重要性变化中，经济收入成为唯一呈正增长态势的要素。杨雄认为，经济因素影响择偶标准，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
征婚启事显示为拜物情状。
打开报纸看看中国青年人的征婚启事，上面罗列的尽是夸耀他们的“成就”，其中无外乎标榜他们的官位、学位以及有几居室的新房子及汽车等等财富状况。
据媒体报道，大学生中流行起傍大款娶富婆：据说如此就可以少奋斗了整整20年，漂亮MM征婚的目标总是瞄准着经济“实力派”、“款爷”云云。中国的婚配自古来就有“郎才女貌”之说，可是到了如今的e时代，置换成了“郎财女貌”。倘若“才”与“财”能密切地同构对应着，倒也罢了，尚可显示传统继承性和社会正义性。问题出在这个社会里，“才”与“财”常会相分离，进一步地显示出社会的异化深入状。（这在后面还将叙述）。
在物质欲望至上情景下，爱和情感生活自然受到挤压，婚恋沦落为商品的买卖形式，在财与貌的商品市场化交易场上，女性的青春美貌理所当然成为婚姻重筹码，她们重视外表的程度远比市场经济发达得多的西方社会的女性来得要高。
据报道，上海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虽然算是比较高的，而不少上海年轻女性，买衣服、购化妆品或娱乐所需的花费，却并非一般法国女性所能承受得起或舍得投入。尽管进口的服装、美容品在中国的售价要比国外高出两三成，但她们购买时可能连眼睛都会不眨一下。当然，这些女性如此高投入是必有高产出率的。她们能“预算”出，自己越打扮亮丽，钓到“金龟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此的“制作”就象中国当今有很多高档的时尚消费产品流行起过度包装，一样的道理——因为有市场就有商品，况且还大得很。
既然陷于市场化的买卖式寻偶，随处可见的是以财貌的交换、身份的较量、财产的拼比来修秦晋之好，发自真挚的情爱成了稀少的珍品。逢场作戏，杯水主义倒也是蛮不错的感觉。就如某位作家描述的：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受邀相亲，或是自费相亲，很多时候，人们发现浪漫色彩很少；双方来往的意图和目的明确地摊开着，还各自打着一手如意小算盘。男青年想找的只是“性伴侣”、女青年向往获取“生活资助”，美女试图攀搭“洋亲”，年老的想找的就是“看护”——反正各取所用，如此而已。
“毕竟我们还处于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结了婚之后或者为了结婚，许多人不得不陷入物化生活之中，不是”物物“而是”为物所物“。为了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满足因婚姻而起的物欲和虚荣心，原来曾经有过的或者曾经可能有的非物质的计划被视为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而丢弃了。一生奋斗，只为建筑那个物质的家园，婚姻使物质追求成为生活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一切都是为了一家人能够享有房子、车子和更多的票子。”
在务实的时代风尚里，纯粹的人的情感生活的“爱”反成了“空虚”之物，大众文化流行的荣辱观是对于精英文化“虚荣心”价值的颠覆，所谓“虚荣”指的恰恰是在于对于“实在”之物爱慕之情的反面。
家庭本是一个经济的联合体，物欲确是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人们在婚姻寻偶过程中会或多或少被物欲所激发而增强，从而成为物化了的工具并为其所奴役，这恐怕是自古来大多数人难以摆脱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姻就是物化的放大器，但是对于人之健全心身来权衡，还是有个“量和度”的问题。
然而，对于当代中国年青人来说，婚配绝非是个孤立事件，而是在于浓烈的财富资质的攀比风尚之中展开的，尤其是女性族类，其心思运作更是如此。号称高学历的金白领阶层，所谓的“高”，只是在谋生意义上的工具理性的称谓，却与高层次价值观的人文素养并无多大的必然联系。由于金白领阶层相对于兰领、灰领来说，其职业前程向上爬升的空间远为广阔得多，因而对于物质财富积累的前景许愿在时间尺度上的延伸也就拉长了许多，这样就为物欲攀比竞赛而让道等待的婚姻大大延期着。
究其根源之一，生存于“红色”的中国，长期来在左倾思潮的去知识化所引导的社会实践中，主张的是意识形态领域“革命化”的婚姻，以符合“社会生产实践”的要求。去知识化实践的结局是，人人受教化为浅薄的失去感性生命的人生社会化实践观点。一旦历史开始拨乱反正，作为“以階級斗争为纲”年代择偶标准政治化、家庭关系革命化价值观的反动，浅薄的人们自以为是“看破了红尘”，价值形态的人生意义和理想欲念顿成为空洞的虚无，仅留下了形而下的基本生存欲求。世俗化大大推进了大众文化的流行，而在一个缺乏宗教神圣性的国度里，历史已显现的新景观为：“文化型宗教精英知识人阶层的自我维系的社会机制是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和研究机构。‘主义’宗教的政黨伦理对大学教育控制不同程度的减弱。精英伦理在没落，大众知识人的伦理却在通过流俗文化扩张，这亦可视为大众伦理新样式之一。” 由此造就的精神性高贵的弱化、虚无在情理之中。
四.
当今有不少人，在谈论有关社会物化现象时候，总习惯与市场化运作、商品经济、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等的现代性挂上钩，似乎人类的远古就是淳朴无暇，道德清廉，认定社会的发展反使得道德倒退无疑。其实，在此姑且搁置谈论国人对于神圣性的终极关爱之向来匮乏，就说国人对于人世间，乃至亲缘间的诚挚爱心，也时常被铜臭所淹没，染上了“只认衣衫不认人”的势利气息，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战国策·苏秦连横说秦》说，战国时期有一介寒士苏秦，饱读兵书，尝试着以谋略来成就功名。他曾向秦王上书连横计有十次，但其主张终未采纳，最后身上的黑貂皮袍破了，所带的钱耗尽，等待不及只得离秦逃归。他绑裹腿，穿草鞋，背书担囊，形容憔悴，脸色黑黄，面带羞愧地回到家里。妻子见到他，依然织布不睬。嫂子不为他做饭。父母也不与他说话。一年以后他再度出征，以合从计献策赵国，结果大获成功。赵王封苏秦为赵国的相国。当苏秦得意显耀之时，有兵车百辆，锦缎千匹，白壁百双，黄金万镒，悉数为所用，随从车骑络绎不绝，光耀于道路；山东六国，如草从风，倒伏于前。有一天苏秦将要往南游说楚王，途经洛阳时，他父母闻讯，连忙张罗打扫住处，清洁道路；并且设置音乐，筹办酒席，在郊外三十里地迎接。苏秦来到后，他妻子不敢正视，只是偷偷地察颜观色，恭敬地听他讲话。他嫂嫂如蛇伏地，匍匐而行，四次跪拜谢罪。苏秦说：“嫂嫂，为什么你以前那么傲慢，现在又如此卑下呢？”嫂嫂答道：“因为您现在地位显贵而且金钱很多啊！”苏秦叹道：“唉！一个人在贫穷时，连父母也不把他当儿子看待；等到他富贵了，就是亲戚也都害怕他。看来人生在世，对于权势富贵，怎么能够忽视呢？”
倘若苏秦置换成了个当代的白领男子，那么他也许会感叹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早地结婚呢？要不然，我定可娶个倾国倾城之色、沉鱼落雁之貌的超级美人！”——并非古人思想境界高尚，而是只因心计尚未充分开化，所以古时候的文人还未出现大龄未婚的弊病。
再看《汉书》记载，朱买臣是会稽郡的穷苦人，他长期专攻读书，致使家境贫困，妻子崔氏不愿与他共患难，便主动离他而去。后来他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因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都看不起他。待到买臣考取功名，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而此时崔氏见前夫发达起来了，就试图复婚，遭买臣拒绝，于是演出了一幕幕“变色龙”滑稽剧。
美学家朱光潜考证过，中国古代有众多的诗人，尽管显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的男女欢爱内容常常描写为浪漫而美好，然而走近这些诗人，去看看他们自己的私生活，其实就是平谈无奇，毫无浪漫气息。可见，诗人想象的境界和理想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持有的信念和操守是有着巨大差别的。在此，诗人景慕的爱情所寄托的对于自我生活的“真诚”问题被突显了出来了。
五.
反映在当今白领婚姻中的拜物主义中，其深层的动机不是别的，就在于个人的婚姻受制于世俗化的“做人”的面子需求。
须知在中国，任何适婚年龄的青年男女，他们个人的婚姻和爱情生活并非是游离出社会人伦秩序的关系之网的单纯两人世界的事情，婚姻的自主性被否弃于家庭与社会的伦常之中，套用一句长期来极为流行的左倾话语来说：人们的一切活动“不脱离社会生产实践”， 而所谓生产实践必定是在社会关系之网络中展开的，在本土的实际情景即沦落为日常的“做人”。由“做人”推知，凡是个人的婚姻事情总是要“做给别人看的”，至于“看”的内容，无非是人的攀比财力阔气，使之“活得有体面”。这种生存状况的真实处境乃，于“杂然共在”之中的“沉沦”（海德格尔术语）。大众日常价值的评价态度，只是对于世俗物质的生活才感兴趣，而不会触及价值高层次的意义。人们陷于默认的攀比竞争之中，长舌习惯于闲谈某某人的恋爱与结婚，有怎样如何的物质上气派，各自打听对方新婚有几桌酒席，有多少面积住房，女友（新娘）美丽否，有无小汽车等，再者反思度量别人如何看得起我的物况资质？至于俩人情感世界的融洽状况，是无关乎探听意义的，于是导演着“一种紧张的、两可的相互窥测，一种互相对对方的偷听。在相互赞成的面具下唱的是相互反对的戏”。 只是对于国人来说，婚姻恋爱床帏隐私之类从来就是窃窃私语的热门重头话题。
白领族的真实境况还在于，不同与正统的资产階級身份的“中产階級”，他们没有私人资产，也就没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定是个附庸者，不具备独立的人格。他们行动上受外在权势支配，因而谨小慎微，观念上也缺乏属于主体自我的资源，只是跟随大流随缘瓢泊，尤其是在远离学校，在与物质形态打交道的农工商贸环境氛围中更是如此。
与西方社会本质差异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使得处身于社会之中的人们，向来不能有人格独立状态，而只是扮演各种社会的“角色”。反映在青年人的婚姻上，对待如此一桩人生的大事，就是要对得起父母双亲，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同事同学，社会广泛的方方面面，在面子上算是有光彩，被人瞧得起。在我们社会里，白领只是人数上的少数派，按照本土伦理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打成一片”，入乡随俗的做人原则，只得随大流，和稀泥。不然的话，连工作的开展都会成问题的。M·舍勒的行为学理论认为，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为行为意欲最深层的基础部分，而这种感情决定着行为意欲的努力方向。因此一个社会的风尚，是渊源于该社会文化传统中的最基本的价值形态性质。
中国的国粹文化“面子”，其实是宗法等级化社会中的等级符号（面具），E·卡西尔论证过：“人是符号的动物”。由于本土政治伦理的“家国同构”的性质，使得处于不同社会等级阶梯上的成员，不管是白领还是其他人员，均须以于其处身地位（官位、职位、经济的）相称的“面子”来显露于外、装帧于社会伦常之间，如此的人生方才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合乎中国式“做人”要领。
尤其是在红色中国的大城市里，女人的至尊地位造就了女性生活价值观的主导性效应，充分显示于城市生活里的许多场合，由于女人的超越本性先天性的匮乏，这样就加剧了大城市市民日常生活中物欲财富充面子的鄙俗心态。
本来，人之生存于世间者都有着荣辱和幸福感，问题在于以什么样“意欲的努力方向”充填进荣辱幸福的内容，以及如何以“我”以为的适当的比率协调物质——精神，肉体——灵魂之间关系。健全之人会求得“黄金分割”的和谐配比，以进入“人，诗意般地安居大地”之美学境界。然而在异化状态下，物欲凌驾于一切，物质攀比恐慌症的发怵压倒了人的内在情欲的饥渴，于是婚姻爱情已大力退位给了物质财富攀比的手段意义。
六.
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女性高学历者难以寻找恋爱对象，是由于潜在的可“匹配”的对手太少的缘故，这就是造成所谓优秀的知识女性会在婚恋上出现障碍。因为在婚配择偶上，“同类匹配”和“梯度择偶”是人类的通性。“同类匹配”也就是门当户对；而“择偶梯度”则是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和条件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则相反，会挑选社会地位和条件较好的男性的模式。
在常态的社会里，其成员的成就和能力（学历）的统计值分布通常是个宝塔状的正态分布曲线，处于成就能力的数据最前（高）端的总是男性大大居多，女性总是集中位居于中下游之中，所以对比事业上的优秀者，男人肯定比女人多出好多。若按能力地位配对的排列组合，女性优秀者一般不会成为匹配多余者。但是我们的社会里，有不少高职位女性确实成了多余的“老大难”，这是什么缘故的呢？
在红色中国的都市里，女性的事业成就率确实比常态社会奇高。这是由于长期来左倾化的“妇女解放”社会实践得以展开的结局，这种左倾式“解放”模式仅是以获取社会性的功利性成就为荣耀，而以政治名义（又是“面子”！）替代了妇女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在方法操作上通过“损有余，补不足”的绝对平均主义途径，遏制男人天赋能力的开发，特别是扼杀创新智慧的潜质和勇气，使得女性揠苗助长的同时，另一面又制造男人的普遍“平庸”之状。譬如在我国的各类学校里，普遍惯用应试教育模式，它非常适合女性化的形象思维方法，培养的只是“听话”的驯顺奴仆，“模仿型”的人才，其事业途径只需再现前辈成果，其结果使得男人的事业不怎么显著，最终淡化了人类性别禀性的区别，干扰了人类天性和自然分工。
左倾式妇女解放更是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予以女性多重庇护和支撑，同时又压制着下层男性的健全成长。每每出现在两性关系上的纠葛时候，则“性别歧视”之类词儿总是适用、但却仅仅只是指责着男人的。在社会活动中的各种场景，在处理男女关系时候，男总是得“让”女一点，否则便动辄扣上“性别歧视”（或相称的）的帽子，然而即便是如此“让”了，在口头和舆论上（其实质还是面子！）男人们还得承认已经是在搞了“性别歧视”，因为“让”这个行为的本身已经内含着“男尊女卑”价值主导性，是“封建遗毒”，要不然还得扣上深入的、加重了的“性别歧视”帽子（如“男性霸权”词儿）！于是，当由男人都“让”给了女人之后，就酿成了浅薄而偏执的女权主义色彩的市民价值观。正如多年前在上海公演话剧《寻找男子汉》的时候，所展示出的马路上约会情景。男青年们感叹道：“当男人真难啊！”。男青年当约会时候，若早于女友到达约会地点，则会被女友嘲讽：“没有男子汉气派”，但若晚之，则更被责骂为：“没有男子汉气量”。总之，在左倾主义视野里，男人本来就是道德低级加丑陋！就如在电视剧《渴望》中王沪生角色所展示的知识男人形象，竟会博得满堂喝彩。
如此，则无疑大大揠苗助长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和自豪感觉，但却歪曲了人类两性之间恒古的和谐蕴涵。譬如，成年男人身材普遍、也应该要比女人高大，于是作为男女两性间的和谐配比关系为：男人所需消耗的食物养料一定要比女人多，尤其是在发育阶段，不然的话，男人势必发育不良。作为生理常识，即使未受过教育的文盲都知道，男女胃口不一样，但是中国式女权主义者能明白吗：男人在教育上所该投入的精神养料也应比女人多，更不应以妇式教育规范男子汉（即如同“以妇人之心，度汉子之腹”！），不然，同样会出现男人的智力发育不良！——遗憾的是，现今已经出现了如此局面，可悲的是，这还作为妇人自豪的依据，更进一步地推论为男人必须“让”的理由来——由此遁入怪圈之中。
因此，尽管如今女白领已经取得了不比男白领差多少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嘴巴自然会硬朗起来：“独立”啦、“解放”啦。但是另一侧面，江山易变，本性难改，在她们的婚嫁潜意识中，择偶传统性依旧。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还是经济等方面还得向往着依附于男人，倘若找了个男朋友比自己的“条件”差，那就认为是自己看走了眼而成无能状，脸上无光彩，走在街上抬不起头来；反之，才会觉得自己有面子。于是她们的寻偶既是，既要求男方事业上明显比自己高些，又要求对方象传统的丈夫那样能照顾好家庭和自己，这种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在白领阶层的女性中普遍存在，如此一来就大为减小了匹配概率。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却又将症状归咎于男权主义，说这是由于男人的偏见使得“不愿意娶高学历女白领”——其价值深处的真实基础乃是女权主义的“让”哲学 。总之男人处处得“让”女人，连在面子上也还得“让”出之所“让”成的事实。就如某些女权主义者所表现出的那样，将大把大把的钞票花费在化妆品、美容院和精品时装上而洋洋自得，但又一边辱骂着“女为悦己者容”是封建夫权思想，两种价值心态竟然可以别扭地拼凑在一起，并行而不悖。——惟有加上以块“让”的重砝码，方可取得“公正”平衡。
何况，左倾式的女权主义还造就一批中国特式的女强人，其表现为一味而单纯地追求与男人比试强悍，如此破坏了千万年来人类社会男女之间所维系的动态平衡，损害人类和谐有序的公正。因为“公正，就是合比率，不公正就是破坏比率” 。如此的女强人身上多得是“人”，却少见了“女” 。这个“女”对于求偶男士来说，有着青春烂漫和妖娆妩媚的魅力韵味，失即此仿佛成了“中性”的朋友，寡然而无趣。爱情本以两性间相互吸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所产生的美为基础和前提，所谓“距离产生美”即是。而如今有的女强人造就的扁平型性别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性别差异所产生的两性间“距离”，致使男女性吸引减弱。
因为从男性角度寻偶，则需求的并非总是能与女性的形成同构互补的价值匹配。男人本是个视觉动物，男人成功者，往往会去找年轻漂亮的姑娘。然而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凡女性在事业上成就高端者，这种成就若是奠基于高度知识职业性质的，不仅往往缺乏女性魅力，而且在外貌天赋上也往往不够美丽，而且愈高者愈差劲，亦即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这正是“正义”缺乏的症状之一，由此造成女白领“身价”的贬值。
夫正义者，众说纷纭，观点繁多。总括言之，是指“应得的赏罚”（desert） ，乃是一种均衡的机制，使得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多劳则多得，德高则望重，最终形成优胜劣汰的结局。然而本土的情景，由于所受制于宗法性质的血缘社会关系式网络之中，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均须以势利的“做人”手段开道，名利分配讲究宗法等级秩序排列。尤其是在毛时代，更是从反智立场出发，极力伸张品行的低贱性以捧为时代之美德，由此造就卑鄙成了通行证，高尚成了墓志铭，以至于流毒积习“冰冻三尺”。且看当今时代，基层大众的生活工作之处，到处张贴着人生戒条：“忍”字，这意味着民众仅为着己身有机体生命的苟活延续而自觉弃权于正义诉求，更具讽刺的是代之以“毛”像作为符[竹↑/录↓]供奉。
考察西方社会进步之神速，正是渊源于正义性的源头之一。古希腊时期，智慧的哲人都在探讨“正义”问题，其时流行的合乎正义的“四主德” 之一，即是“智慧”。从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即知识”起，西方的伦理学便确立了美德与知识、智慧紧密关联的优良传统。
反观本土的毛时代，荣膺“功名”者，现实地为知识低下者居多数，彼等之荣归便当艳福光临猎娶美女。按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生物学规律，如此一来，其配对者的繁衍后代大多成为低智商 + 美貌相结合的内在品质模式，其女性族就如“绣花枕头”之类货色，肤浅而傲岸。反之亦然，知识分子则落难成为弱势群体，其所能寻求的婚配对象，也较为一般，这在社会宏观的统计规律上，有着相当的比率 。在左倾波涛汹涌的年代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家庭出身和本人身份为非从事体力、苦力、低知识劳动者的人员，常被充当“运动员”角色，倍受以“群众”名义的欺凌压迫，在婚配上成为了贱货（常为男人居多）。在笔者眼里，具备着极高知识天赋的遇罗克和遇罗锦兄妹俩够优秀的了，可就是无法找到爱情，因为他们外在的人生境遇实在太差劲了，而境遇的差劲恰恰就是为他们的知识天赋的家庭出生和自身的优秀品质所累赘的结果。
如此的左倾化机制形引导成劣胜优汰的局面，不仅致使人种才貌成反比，财才相背离（“脑体倒挂”即是一种说法），还存在着德才莫能兼备两旺。且看階級斗争年代里，足显示出“无产階級”的本性的是，那些鸡鸣狗盗之辈，看风使舵之流，吮痈舐痔之货，鬼蜮伎俩之徒，尽显“有用之才”，得势得益菲浅。
于是出现了这种常见情景：外附于男士之身的钱财权势自然很吸引女白领的眼球，可是女士还担心着男士所具备忠诚和责任心的内在品质。问题是，这内外两者之间关系颇为微妙。倘若有成就的男性白领年龄偏大的话，则往往是意味着，至少有段事业历程在本土的传统环境氛围里成长起来的，那么他的事业拼搏过程中要获得成就，势必与事业相伴随的是人缘“关系”，而且两者往往成正比率展开。问题是，在一个传统宗法性加左倾化的社会体系里，缺乏的是正义引导的机制，在作出物质成就的同时，也往往为社会的无序化（降低机制的正义性）人伦秩序作出了“贡献”，如同热力学的封闭系统中作功“增熵”效应。
人缘“关系术”，是依赖着那种从事形而下的特殊主义的自私自利，靠的是低知识性的势利术禀赋，而排斥掉普遍主义的高尚、正义的伦理德行，所以必是同购对应于德性低下的品行，亦即德性与关系术秉性之间呈负相关性。依仗着“关系术”而伴生的“成功”人士，则很自然地难以保证有婚姻上的忠诚和有责任心之类品行。
于是，白领，无论男抑或女的，在婚配找对象上，都陷入类似于王国维所感叹的“人生悖论”之中：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七.
空守闺房使生活质量低下。
据婚姻问题专家李银河介绍并倡导，目前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法国选择不结婚的人口比例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1/4，多元化的家庭生活确实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在那些国家，“单身贵族”们生活得很潇洒，大家都非常尊重个人对婚姻的选择，很少有人会因为自己选择单身而受到别人的指责。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提倡一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文化环境，把每个人选择单身还是结婚看成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这种说法忘却了东西方国情的大不相同。在文明发达的国家里，爱情先锋派人士已经超越了婚姻对于爱情的异化约束，纷纷走出了“围城”；然而在我们这里，白领们尚未上升到爱情领域，还未能如愿进入“围城”之中，亦即尚未步入这个异化阶段，东西方的人们是处于不同等级上生存境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当今时代，民众的生活品质已经大幅提高，少儿的青春发育比起前辈来，提前了若干年份。到了十八足岁，生理上已经基本成熟。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女本是体内荷尔蒙水平十分旺盛，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激Q饱满之时，却为了面子故，爱情舍弃一边，扭曲了生命自然之道。《周易》曰“阴阳合德”，而当今中国白领流行是的是死撑面子的阴阳单元状的“失衡态”。由于长期在生理、心理上得不到异性情爱生活的滋润和激励，孤寂冷清清，等待着围城之外而不思进入，要么只沉浸于浅薄的肉欲享受，获得“一夜情”式的轻浮人生，于是在冷酷而荒谬的境遇中，为物化现状所支配，“为物所物”取而代之“物物”，成为一个个丧失了自己本真的空虚的符号人，即面具，爱情和婚姻成了“戈多”式的信念。然则“好花不常开”，艳丽的“花朵”时不我待，日久则凋谢，在旷日持久的空等途中女性白领纷纷成了半老徐娘，只得顾影自怜，赔了岁月贱了身价又泄了志气。当生命的季节进入了最为绚丽旺盛的如日中天时刻，却渡过了另一半缺位的时光，那么整个不可再生的人生必定是残缺不全的。
优生学认为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为22~25岁的豆蔻年华，过了35岁会出现生育困难，或出现胎儿不良变异的几率增加，后代质量下降，粤语俗话说的“有仔趁嫩生”就是这个道理。而今为了面子，已经顾不上生理上的制约了。
对于事业型的白领男人来说，无女人柔情的关怀，男人的创造激Q会受抑制。本来阴阳互补，爱情的甜蜜会激励雄性的豪情，释放至事业中去，如今则呈现萎靡，如同赛场边上异性啦啦队的缺阵那般。都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假如还具备着某些道理，那么其逆命题和反命题亦当依附于正题而成双对称相伴。
宏观的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合成的。如今糟糕的事情还在于，民族整体的种族素质下降了。因为超龄而未能生育的，比率极高的是优秀分子。白领精英，具备天赋的高智商和情商值，而如今未婚未育的他们无法使得将己身优秀的基因种子播种至中华民族基因库的大土地之中，收获良种遗传果实。
世俗物欲的无限量增长，如此内在地排除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该拥有的完整的生活，即所应具备的那种人性丰富性，所对应的缤纷多彩的美的生活内容。物欲的人生只是存留下了一个乏味而干瘪的“单面人”的身躯而已。
八.
人固然得有理想，需要有理想的参照作为意义憧憬，从而获取积极的人生。然而我们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来谈论“理想”，以免重蹈覆辙的落“空”还在于，屏弃左倾式“革命化”的生活图式，它所带来了个体感性生命的丧失，其病症最终又窒息了人们的理想诉求和信念。生命哲学家奥伊肯指出，精神理想的缺失会导致生活意义和价值的跌落。然则精神生活在个体身上展现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便是不同的境界。美满的人生该是天地人之间取得合比率的和谐，以进入美学境界。（限于篇幅，本文此略）
在现代人类学里，人是作为未定的、无限的、开放的存在可能性而获得意义，所谓“人是祈祷的X”（舍勒语），“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语），都为这类意味。将人的审察先验缩命地预定为物化了的现状则违背了人之为人的真谛。
然而在此的女性普遍习惯于把婚姻看成是“天长地久”定终身的“创业”项目，寻偶慎之又慎。因此，一方面期盼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成为女性征婚词汇中极为流行的话语，却往往最终在事实上落空。另一方面，须以“一步到位”式婚姻以与“门当户对”的面子需求相对应。如此，现代女性便丧失了等待男人成长为自己理想模样的耐心。在白领中，女性自身条件越好，这种耐心越差，由此便是作茧自缚地将自己终生限定在狭窄的“面子”攀比之路上。
拯救之道。
人是自由的，自由意味着责任。天赋予个人的自由理应首先担负起对于自己的责任，惟有真诚自为的人方可、也能负得起对于社会大众的责任。因而对待个人的婚恋事情，就得着重聆听自身内在深处情感的呼声，而淡漠他人的妄议。
首先，现代青年人对于婚配对象的寻觅，理应着重以其个人发展的潜在实力来取代既成的“事业有成”的观念，特别是年纪轻轻刚“出炉”的白领，其事业刚在起步，虽然业绩寥寥，但是前景深远可观。这组族类以其“时间的潜势”，足可匹敌成年人族组的“空间的位势”。在现代性社会里，单纯的职前教育已经演化成了终生教育形式。现在的白领都明白，在事业上欲获取成就，就得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获取市场的新信息，因此，白天上班，晚上“充电”，常成为“两点一线串”模式。不然，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市场经济的中心法则就是竞争。个人事业的发展始终在竞争之中进行的，并且贯彻于就业的终生，所以现代社会里，已难以将“成就”作为划定人生事业阶梯的标尺；因此从系统论说，个人的成就作为时间参数的变量应结合其年龄因数综合同时考核。
其次，当以内在天赋禀性的考察来取代外在的“成就”评估。情爱生活若过多地奠基于外在的财富、地位上过日子，由于外在的因素较难为自身所左右，在瞬息万变的现代都市里，附身于个人的地位财富往往有着高低起伏的变化，所以很有可能会导致家庭的稳定性降低。但是个人发展的潜能指标则是属于对象自身内在的素质，有着相当的天赋分量（如智商IQ和情商EQ），相对于“事业有成”的财富和地位，稳定而可靠得多。以前抄股票大户，今天普遍萎靡不振。某人若今天还算富裕，也许明天会怎样了？反之亦然，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即是。
再次，爱情的结晶为婚姻，婚姻的结晶为生育。为此，婚恋配对就得多考虑为后代的优生着想。在优生学上，人的天赋素质，如相貌，身材，智商IQ，情商EQ，以及生理心理缺陷等都可作为种质遗传给后代的天赋之中，这些都为婚配的可参考因素；但是外附于个人之身的地位财富成就，都无法为后代的种气改进作出贡献。在此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制度缺陷，方法落后，教育普及性差，教育腐败以及个人机遇努力等原因，使得个人的“学历”并不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其天赋智商，更与创造力无缘，而这在知识经济社会是特具价值的。
复次，考察眼光还得“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在深化，时代进步在继续。社会机制在转型，由此使得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以前靠关系门道发迹的人士，曾经被美女簇拥着的，今天也许会锒铛入狱，众叛亲离。二十年前，发横财的大都是做生意的亡命之徒居多，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山上下来的人”的刑满释放分子，现在差不多全演变成了社会边缘人物。反观木讷耿直的“书呆子”，以前在本土流行的关系学社会里很不吃香，现今走进外资企业里倒是腾达起来了。因此，当下的“功绩”及其途径方式可否跟上时代的步伐？这可是个问题。
最后，何谓“事业有成”？还得分清楚超越性事业和功利性事业两者之区分，大凡超越性事业远离日常的功利，而往往有着深远的价值意义，所从事的项目可能是个无价之宝。从前在波兰有个叫哥白尼的男人提出了“日心说”，现在人们都知道，该学说对于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促进，可谓至大无上矣，那么他是否属于本土的女白领所常称谓的“事业有成”者？须知，“日心说”能够得以发表还是在哥白尼死亡后二十多年的事情了，而且引起社会的震荡起初还只是在知识界的学术圈里和教会阶层。那么按照当今中国“知识”女性的征偶要求，既然得须“事业有成”，是否该将哥白尼入土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后，方才拉出棺材成婚？倘若非如此，男人活在世上何以可能有超越性的事业追求来博取姑娘的芳心？反之，人类的超越性事业之推进何以从姑娘（爱情）哪儿得到激励的动力源泉？在本土，女权分子不是常常叫嚷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惜乎，在现代社会里，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白领们表现得管窥蠡测，尤其是受左倾世俗教化的女性族类，仅仅看到眼前有形的东西，汲汲于当下到手的利益，而莫能洞察事物的永恒价值和理想形态对于未来所赋予的深远意义。正如朱买臣之妻崔氏的短视眼光，到后来反悔来不及，使得“复水难收”成了一个典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