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就从2000年夏季讲起吧。那时为了丈夫的事业和前途，我毅然辞去了国内非常好的工作，以“家庭滞在”的身份来到日本的东京。当时我的思想依然是：为了丈夫，我什么都可以放弃，甚至生命。

　　来到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每天除了自学日语外，就是去超市买菜，为丈夫准备早晚两餐，寂寞无奈冲击着我每一天的生活。日本的夏季是地震和台风多发季节，有时一个人正在家里做饭，突然间就会被摇动的房屋和哗哗作响的灯具吓呆。本能驱使我来不及摘下围裙，胆战心惊地跑到楼下，等待丈夫的归来。我用双手抱住自己，恐惧地坐在石阶上，一等就是大半夜。

　　为了让丈夫高兴，我掩埋了所有痛苦，吞咽了所有寂寞。当初认识丈夫时，我的家庭条件非常好，而丈夫的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但因为深爱着他，我不顾父母的良言相劝，最终同他私奔。父母盛怒之下，没有参加我们的婚礼，婚后也一直和我冷战。那时我和丈夫生活得很苦，但依然幸福。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和丈夫一同考上了研究生，但因为拿不出两个人的学费，我毅然放弃了自己读研的机会。为了给丈夫交学费，我还卖过血。孩子出生后，我们的生活依然很苦，我曾在工作之余砸过铁，用来给孩子交住院费。我有着很强的自尊，婚后从没向父母求助过。现在想想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或许是日本的生活节奏太快，抑或是工作压力太大，丈夫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渐渐地，他变得粗暴而不可理喻，他每天酗酒过后回家倒头便睡。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圈养在家的“宠物”一样，他高兴了跟我说几句话，心情不畅便恶语相加。在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异国他乡，我只能把寂寞和痛苦融入泪水中，我要忍耐，这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

　　一场美丽的相遇

　　2001年秋季，我的一位朋友来到日本定居，她邀请我去参加家庭生日聚会。在这次聚会上，我认识了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日本男人--彦。那一天，不胜酒力的彦在热心朋友的相劝下喝了很多酒，不知何时，他躲到朋友家外面的走廊里睡着了。我出去为朋友们买雪糕时看到他，叫了他几声他也没醒，我怕初秋的凉风会使他感冒，于是拿来朋友的毛毯盖在了他身上，并在他身边放了一瓶矿泉水。几天后，彦打来电话，对我说了好多话，我只听懂了两个字：谢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彦经常在休息日来东京看我，由于我日语不好，他和我就像来自两个星球的人。后来，细心的彦每次来看我时，总是带一个本、一支笔和一本《日汉词典》。在不断交往的过程中，我的日语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期间我的孩子也来到了日本学习。

　　有一天，我对彦说想找一份工作，彦笑着说：“在东京我帮不上什么忙，如果可以，去我那里好吗？就是离东京远了点，需要坐两个小时的电车。”那时我才知道彦是日本一家中型企业的管理人员。原本我以为丈夫不会同意我去工作，但他竟然爽快地同意了，言词之间好像我早就应该出去工作似的。我随彦来到了日本的甲府市，在那里开始了我在日本的第一份工作，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彦就像老师一样耐心地教会了我许多新知识，又像兄长一样在生活上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帮助，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异国朋友。2002年初，我和彦再加上一位朋友共同成立了新的公司。在我们的努力与拼搏下，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公司，就像一个母亲精心养育孩子一样呵护着它，虽然很累，但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那种快乐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在我工作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给丈夫打电话，但他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说不到两句话就挂断电话，后来他根本就不接我的电话，也不再联系我。有一天，他突然来电话说：“过三四天我就要回国了，家里的东西都已处理了，房子也退掉了，你和孩子留在日本吧。”简单的几句话使我痛苦万分，直觉告诉我，丈夫有了外遇，但我不愿相信。按照日本的法律，就职者回国的同时，就等于“家庭滞在”也取消了，可偏偏我和孩子都是“家庭滞在”的身份，如果丈夫回国，不但终结了我在日本的事业，孩子的前途和理想也可能毁于一旦。我哭着求丈夫重新考虑一下，然而得到的答案却是：“我管不了太多，自己的路自己走吧。”这就是我为之付出了一切的丈夫。从此，我们母子二人在异国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好在孩子非常懂事，公司的业绩也非常好，这使我看到了希望，我在积极努力使自己和孩子能够继续留在日本工作、学习。

　　把你放在我心里

　　2003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刚要下班，彦走到我面前说：“明天，我想串休两个公休日，公司的事就拜托给你了。”6月18日的中午，彦来到了我的住处，突然说：“祝你生日快乐。”彦的祝福提醒了我，那一天是我的41岁生日，彦从衣袋里取出了一条细细的18K金项链对我说：“对不起，我用这两天打零工的钱买的小礼物送给你，略表心意。”瞬间，我泪如泉涌，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这也是结婚20年来我最渴望得到的，可我的丈夫却从没给过我这样的祝福，一次也没有。然而，异国的朋友却给我带来了渴望已久的惊喜，尽管礼物并不贵重，但我非常珍惜，直到现在我仍然戴着它。

　　2003年冬的一天，彦突然病倒在了公司，我和同事急忙把他送到医院，打过点滴后，我们把彦送回了家。那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彦的家，也是第一次见到彦的太太，他的太太当时喝了很多酒，没有和我们打一声招呼。出于对彦的尊重，临走时我说：“我们先回公司了，您多休息几天。”彦苦笑了一下。大约过了4个小时后，我突然接到彦的电话，他说：“你能来接我吗？”我急忙放下手中的工作开车奔向彦的家。不知我们走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看到彦坐在院中，浑身不停地抖动，他见到我后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彦流泪，不知哪来的力量，我把彦背上了车，送回医院。

　　彦住院期间，他的太太没有去过一次医院，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彦出院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回到了公司，大家劝彦回家休息，彦苦笑着说：“我只不过是妻子挣钱的工具而已，我想结束这一切，也不想再回那个家了。”后来我才知道，彦从结婚那天起太太就没有出去工作过，靠彦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着家庭的开支。彦的太太是一个赌徒，每天泡在游戏机房，家里输得所剩无几。女儿看不惯这一切，一气之下割断了母女之情，离家出走。彦的母亲由于痛恨这个儿媳，也跟彦断绝了来往。彦说：“我娶她为妻是这辈子犯下的最大的错。”彦几次想和太太离婚，但因为没有离婚时所需的大额慰问金，所以没办法离婚。

　　那一天，我偷看了彦的电话本，然后自作主张给他母亲打了电话，把彦的情况告诉了她，老人在电话的另一端哭了很久，最后说：“拜托你把彦给我送回来吧。”刹那间，我终于明白了，天下惟有母亲的心胸是最宽大的，她可以包容子女的全部过错。彦见到母亲的那一刻，跪了很久很久，母亲也哭了很久很久，彦把所有的自责和愧疚都跪在了母亲面前，母亲把所有的责备与怜爱都融入了泪水。

　　不知彦跟他母亲说了什么，我经常接到他母亲的电话，老人邀我去家中玩，并给我做各种日本料理吃。彦的母亲几次这样说：“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你，如果你能做我的儿媳就好了，把彦交给你，我死也放心了。”她说这些时，我总是尽量回避，因为我在中国还有一个“家”，即使感觉告诉我这个家即将走向死亡。然而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挽回它，那是我生命的全部，我为之牺牲和失去了太多太多。

　　一起向前走

　　2004年8月，由于我的就职签证没有得到审批，孩子的签证也就成了问题。为了不耽误前途，孩子决定回国读大学，我也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彦知道后，三天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第四天，彦来到我的住处，脸色很难看，好像苍老了许多。他紧紧地抱着我说：“留下来好吗？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生存下去的希望，如果你不在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怎样生活下去。你看看我满身的伤就会知道我的心有多痛。”彦卷了一下衣服，他的胳膊、前胸是一道道不知用什么利器割破的伤痕，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在渗血，我顿时明白了自己的无情给彦带来了多么深的痛苦。在矛盾、自责、徘徊中，我为彦准备了好多日常所需物品，袜子、内衣、内裤、手帕、领带、衣服等等，足够彦用几年了。

　　2004年11月，我不得不离开彦回到国内。回国第一天姐姐就对我说，我的丈夫早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第二天，我毅然结束了自己21年的婚姻。往事历历在目，我却被丈夫抛弃了。最后，我选择了死亡。彦知道我的情况后，急忙来到中国，每天都陪在我的身边，耐心地劝导我，照顾我。彦说：“请你给我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我会让你幸福，为了你我什么都肯去做，回日本后不惜倾家荡产，我也要办离婚手续，之后来中国接你，希望你能坚强地活下去，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

　　彦回日本后，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车，在他母亲及亲属的帮助下凑够了太太所需的大额慰问金，办理了离婚手续。2005年2月他再次来到长春，同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两双饱经沧桑的手拉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泪流满面。我的日渐苍老的父母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他们是特意从四平市赶过来参加我的婚礼的。我和彦约定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手拉手一起向前走。现在的我们过着平淡的生活，这平淡里透出的幸福，只有我和彦才能深深地体会。

　　主持人香北：昨天遥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和彦回四平看望父母去了，还说把埋藏在心底10多年的痛苦倾诉出来后，心里敞亮多了，她的抑郁症在进一步的康复中。我们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享受更多的快乐。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人如果没有了自由的心灵，就无法快乐地生活。爱情或许是女人获得自由的最大障碍之一，它总是不可救药地占据着女人情感的核心位置，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爱情，才会拥有一颗自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