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难以控制的不确定性。登记机构即便尽到审慎合理的审核职责，登记结果是否正确仍存不确定性，因为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会影响登记结果。比如有关行政行为违法、公证书、测绘报告、评估报告的错误、有关当事人的造假，等等。

　　解决上述问题，行政审判自身经验是不够用的，还须借助法院其他审判部门、立法机关及有关行政部门的经验。为此，我们采取了如下步骤：一是充分挖掘现有经验。起草之初，组织全国行政审判力量调研，并选取成绩突出的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六家高院，与最高法院调研小组共同努力，拟写了高质量的司法解释试拟稿。二是广收各方意见。除了征求法院内部相关庭室意见外，还多次召开研讨会，邀请行政法和民法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听取意见。三是全面贯彻法律意图。司法解释能否成功，关键就看能否做到这一条。为此，我们书面征求了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建设部以及有关部门的意见，作为把握法律意图的重要基础。

　　把握法律意图 依法审慎诠释

　　记者：司法解释的主要目标是贯彻法律意图。那么，只要找到法律意图，解释就有了方向。可问题在于，一部法律的意图相对容易把握，《规定》涉及行政诉讼法、物权法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律意图如何把握呢？

　　赵大光：我们说“法律意图”，隐含之意，法律并非是零散的文字，而是目的统合的系统。它要求我们解释法律，要尊重文义，又不拘泥文义。不仅把握文字的含义，更要看到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联系其上下文，注意法律的整体性。根据问题背景的不同，法律意图既可在一部法律中寻觅，也可在多部法律中寻觅。唯其如此，才能说法律得到了真正的实现。这种操作，在《规定》当中贯彻始终，篇幅所限，仅举几例：

　　第一，原告资格。诉权保护与善意取得的权衡是其主轴。《规定》第四条认可四种特殊债权人的原告资格，更强调诉权保护的价值；第五条对起诉连续转移登记的原告资格作出限制，则更多地考虑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协调。

　　第二，民行交叉及其处理。《规定》第八条规定了民事基础关系先行处理的原则，对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关系作出了合理而又清楚的阐述。

　　第三，关于复印件、影印件的可采性问题，《规定》第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此有异议的，应当提供证据。该规定在证据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合理考虑了房屋登记所面临的实际状况。

　　第四，登记合法的判决。《规定》第十条规定一律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主要是为了给可能出现的更正登记等行为留下合适的空间，使行政诉讼与行政监管更好地衔接。

　　第五，登记违法的判决。《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部分判决，主要是考虑到把部分错误的登记全部撤销，则正确的部分可能因对方不合作而难以登记。在行政诉讼法和登记制度的容许空间内，选择了最有利于实质性解决纠纷的方式。

　　第六，混合过错的行政赔偿。《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将房屋登记机构的赔偿份额与过错挂钩。起草中有一种主张认为，《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照此理解，登记机构即便恪尽职守，仍须为其他机构和人员的过错、甚至纯粹的民事欺诈买单，很难想象立法者会有此意图。联系上下文，我们认为，“登记错误”应指因登记机构过错而造成的错误。

　　力求获得实效 避免贪大求全

　　记者：在《规定》公布之时，请您对其实施的前景作出预测。

　　赵大光：《规定》的条文不多，但容量很大。可以说，每个条文都有针对性，立足于解决真问题，方案论证也考虑了各种有关因素，力求妥当。相信其实施可以对房屋登记案件审判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不过，不能指望《规定》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所有问题。房屋登记案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共性与个别之分，实践需求有急缓之分，研究程度有深浅之分，所以，我们在起草之初就确立了“追求实效，不贪大求全”的指导思想，《规定》针对的都是亟待解决的、研究较为成熟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